1 概述

　　民国时期, 各地高校教师频频发生“索薪欠薪”活动, 但是南开大学、燕京大学、东南大学这3 所高校不仅没有欠薪, 而且还有财力扩大学校规模, 这与3 所大学校长积极筹集社会资金是分不开的。南开大学为私立大学, 学校主要收入为捐赠收入和学费收入, 在战前政府补助最多时也仅占学校全年收入的1/3, 其校长张伯苓立志以兴办教育救国, 从南开中学起步, 将南开发展成中国最好的私立大学之一; 燕京大学为教会大学,其主要收入也为捐赠收入, 1937～1938 年教会的拨款仅占学校预算的14%, 其校长司徒雷登为美国传教士, 把一个破落的教会学校办成全国知名的教会大学; 东南大学虽说为国立大学,由于当时军阀混战, 政府财政亏空, 所以政府补助部分也仅仅是纸上文章, 校长郭秉文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哲学博士, 正是由于郭校长殚精竭虑的为东南大学筹款, 才使南大学被美国孟禄博士称为“将来东方教育之中心”, 从这3 所不同性质的大学基本上可以基本反映出民国大学校长利用社会捐助的情况。

　　2 三位大学校长筹资的特点

　　2.1 具有不畏艰辛、不屈不挠的筹资精神

　　正因为具有不畏艰辛、不屈不挠的精神, 3 位校长才能打动社会名流以及慈善机构为其大学捐款。张伯苓为了筹措南开大学的创办经费, 曾奔赴北京、山西、南京等地, 向各地军政教育官员及商界游说, 劝其出资办学, 张伯苓曾说:“我虽然有时向人家求见捐款, 被其挡驾, 有辱于脸面, 但我不是乞丐, 乃为兴学而作, 并不觉得难堪。”司徒雷登三十年如一日的为燕京大学筹款, 每次出发募款前, 他都会得一种神经性的消化不良症, 到募款结束时就会自动消失。司徒雷登常说:“我每次见到乞丐, 就感到我属于他们的同类。[3]”郭秉文为了筹款与索款经常奔走于国内各级行政部门, 在筹办东南大学时, 为了经费问题就曾两次进京, 最后终于打动了当时的财政部长和教育部长。“口字房”毁于大火后, 基本上是他一人努力奔走, 募集重建款项。

2.2 加强学校自身实力以吸引捐赠

　　3 所大学校长都注重提升自己学校的师资、科研水平以及教学质量, 正是因为具有雄厚的实力, 才能够培养出优秀的毕业生, 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从而能够成功募得社会的捐赠。南开大学由于实力雄厚, 深受社会的信任与重视, 因此每当南开财政困难向社会募捐时, 深得学生家长、校友及社会各方的赞助。如通过校友会发动“四七”募捐运动成功募得数百万的捐赠。燕京大学在开创初期欲为协和医学院代办医预科, 但由于自身实力有限被拒绝了, 于是司徒雷登开始整顿校务, 聘请欧美知名学者, 聘请大批国内一流人才到学校执教或兼职, 燕京大学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923 年, 协和医学院开始与燕大合作, 不久, 即因此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赠50 万美元。郭秉文主政东南大学后, 积极引进优秀归国留学生及国内知名教授, 大大增强了东南大学的师资力量, 为其接受外界更多的资金创造了条件, 如获得了美国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国内民族企业家的慷慨捐助。

　　2.3 注重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以筹集办学经费

　　为了学校的生存与发展, 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 3 所大学都非常注重其社会服务功能。南开大学为了摆脱经费拮据的困境, 积极将科研与市场相结合, 为了“探讨和评价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工业存在问题的实况”成立了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由于研究课题选题切合实际, 得到了太平洋国际学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东南大学鉴于当时社会商业人才奇缺, 设立了商业专修科, 同时为了满足纺织、粮食加工等轻工业发展的需要, 设立了工艺专修科和农业专修科, 因而比较容易的得到了上海纱厂联合会和上海面粉公会的资助。燕京大学为了满足当时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求, 成立亚洲第一个新闻系, 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的资助。

　　2.4 通过多种渠道筹集捐赠

　　2.4.1 向国内外基金会寻求捐助20 世纪初, 美国一批垄断资本家聚集了巨额财富, 深受美国人民的怨恨,如洛克菲勒、卡内基等就被称为“强盗爵爷”, 为了保全自己的财产并且进行系统的捐赠, 这些资本家纷纷成立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同时, 国内由庚子赔款返还设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燕京大学在寻求基金会捐助方面做的最突出, 曾获得美国霍尔基金会150万美元的捐赠, 与哈佛合作的哈佛燕京学社获得霍尔基金会640 万美元的捐助。1936年, 霍尔基金会的捐赠占燕京大学预算的31%,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赠占预算的21%。南开大学在成立的前10 年即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分别14.5 万元和16.5万元的捐助, 从1928 年起, 其东北问题研究会及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受到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东南大学是第一个向基金会寻求捐助的国立大学, 在江浙两地进行“心理知识测验”时获得卡内基基金会1 万美金的捐助购置设备, 1923 年, 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科学馆建筑费及设备费共15万美元。

    2.4.2 向民族资本家寻求捐助民国初年, 西方列强纷纷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 给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机会, 民族资本主义进入繁荣期, 民族经济的发展大大刺激了民族资本家捐资兴学的热情。如南开大学在成立初期获得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 万元的创办费; 1921~1925 年, 河南六河沟煤矿董事长李组坤捐赠15万元办矿科; 1927 年, 卢木斋捐款10万元, 献出藏书6 万余卷, 兴建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张謇、荣宗敬、钱新之等国内知名民族企业家或出钱、或出力, 为东南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上海工商界巨子穆藕初曾出银66 000 两资助东南大学教师出国深造。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于1934 年发起“百万基金运动”时, 曾得到金融界领袖的大力支持, 燕大的男生宿舍由金城银行经理周作民出资兴建。

　　2.4.3 向军阀、官僚筹集办学资金清末民初, 许多军阀、官僚手中聚敛了大量财富, 这些人往往喜欢捐资兴学以标榜自己。司徒雷登刚到北京不久, 即聘请孔祥熙、段祺瑞等出任燕大董事, 利用他们的关系网为新组建的燕京大学筹集资金, 正是由于国民政府高官的关照, 司徒雷登才能成功发动“百万基金”募捐运动。陕西督军陈树藩以6 万银元的低价把睿王园380 亩土地永久卖给燕京大学作为新校区, 并且把购地款的1/3 捐作燕京大学的奖学金, 孙传芳曾为燕大捐赠2 万美元。近代中国许多军政要员如张学良、李纯等都曾为南开捐过巨资。据初步统计, 军阀对南开大学总共捐助150 多万大洋, 江苏督军李纯将其遗产的1/4 约50 万元( 南开实收到10 万元) 捐给南开大学,作为永久基金, 张学良向南开大学捐助银元20 万元, 作为学校发展基金。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也深谙此道, 江苏省长、教育厅长、财政厅长都为东大的建设出资出力, 并劝说江苏督军齐燮元捐款16 万元, 建立“孟芳图书馆”。

    2.4.4 通过合作办学筹集办学经费民国时期我国大学实力比较弱, 所以他们希望与国外的大学或国内的大学、企业合作来共同分担办学经费或者获取办学经费。燕京大学于1928年与哈佛大学合办“哈佛- 燕京学社”, 获得美国霍尔基金会640 万美元的资助, 1934 年燕京大学新闻系与美国密苏里大学组建合作基金委员会, 用以补助燕大新闻系的预算及维持两校交换学生费用等。东南大学因师资、资金短缺, 1921 年, 与暨南学校合办上海商科大学, 新办大学的经费由东南大学分担2/3, 暨南学校分担1/3。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积极与天津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建立联系, 为创建应用学科创建条件。例如, 他任天津电车公司的董事期间, 促成该公司与南开合作建立电机工程系, 公司为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提供实验、实习场地等。

    2.5 设立专门的筹资机构

　　为了学校的长远发展并且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为学校进行募捐, 这3 所大学都成立筹资机构, 如设立校董会、校友会、募款委员会等, 3 所大学的董事会都包括官僚政客( 如孔祥熙、段祺瑞) 、工商巨子( 如张謇、范旭东) 、教育文化界名人( 如蔡元培、胡适) , 聘请他们为校董会董事, 可以凭借他们的力量可以争取政府财政支持, 得到实业界的经济资助, 社会的舆论支持。设立校友会可以得到校友的各种帮助, 如南开大学校友会发起了“三六”、“四七”两次大型的募捐运动, 为南开筹得数百万的社会捐赠。南开大学和燕京大学都曾设立募款委员会, 南开大学还于1929 年在美国成立募款委员会, 以解决南开在美国的募款事宜。东南大学获得的各项重大捐赠都离不开校董会的努力, 如为东南大学拟具《东南大学图书馆募捐章程》, 为生物馆的筹集10万的建设费用等等。

　　3 启示

　　高等教育在一国发展中的作用毋庸置疑,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高校规模日益扩大, 尽管政府对高教拨款的绝对额在增长,大学校长面临的普遍问题仍是缺乏办学资金, 并且普遍把资金短缺的问题归于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足。但以上所提到的3 所大学在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甚至根本没有政府拨款的情况下, 能够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不能不值得我们深思。3 位大学校长的筹资特点对当今大学的启示:

　　3.1 增强利用社会资金的意识

　　把大学的筹资能力作为重要的办学能力指标, 把大学校长的筹款能力作为重要的工作能力指标, 当今大学校长应把为学校筹款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利用自己在大学中的独特地位,主动出击, 积极获取社会各方面捐赠, 利用社会资金为学校的发展增加动力。

　　3.2 增强服务社会的意识

　　如果大学脱离实际, 脱离社会, 缺少服务社会的意识, 则其毕业生不能“适销对路”,从而导致校友对母校的感情冷淡而不愿意为其发展出钱出力, 并且如果学校所研究内容与社会没有关联, 也不容易吸引社会各界对大学进行捐款。所以大学应转变办学思路, 调整办学目标, 增强其服务社会的意识。

　　3.3 发动大规模的募捐运动

　　张伯苓曾先后通过校友总会发动“三六”“四七”两次大规模的募捐运动, 其中“四七”运动募得600万元的巨款, 司徒雷登曾发起“百万基金”运动, 第1 年即募得23 万元。当今大学应该利用其在社会上的声誉, 定期面向社会特别是校友开展小金额、大规模的募款运动, 并且把校友捐赠率作为重要的筹款指标。

　　3.4 采用灵活的筹资技巧

　　当今大学在筹款市场上的竞争非常激烈, 大学校长应该开动脑筋, 以“双赢”或“多赢”的原则, 采用灵活多样的筹资技巧。以司徒雷登与金城银行合作获取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助为例:1929 年6 月, 洛克菲勒基金会准备捐赠给燕京大学25 万美元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基金, 条件是燕大自己也募集到同样的数目, 司徒雷登的运作过程是: 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25 万美元存入金城银行, 金城银行存入等同的25 万美元, 等到50 万美元的银行利息达到25 万美元时, 燕京大学从银行取出50 万美元, 金城银行留下25 万美元的利息, 此运作不仅满足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赠条件, 赢得了金城银行的25 万美元, 而且金城银行在没有付出一分钱的情况下赢得了一个好名声, 可以说这是一个“三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