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指出，要“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空间和阵地”，并特别强调“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这一战略部署，为新时代深化教育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指明了方向。中小学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 如何让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红色文化真正进入青少年心中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时代课题。红色资源承载着深厚的革命历史与精神价值，但其教育功能不能仅靠静态陈列与知识灌输来实现，必须通过实践体验才能引发深层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作为国家必修课程的综合实践活动，凭借其独特的实践性、开放性与生成性，成为打破课堂边界的重要纽带——它能推动红色资源从历史教科书转化为学生可感知、可参与的鲜活实践，进而成为充分发挥红色资源实践育人功能的有效载体。

然而，在实践层面，充分发挥红色资源实践育人功能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部分中小学的实践育人尚存短板，综合实践活动有时异化为简单的社会参观或体验活动，存在“重形式、轻内涵”“有实践、少育人”的现象，未能充分实现其在价值引领和素养提升上的课程目标。另一方面，红色资源的教育功能也未得到充分挖掘，一些红色教育活动仍停留在“听讲解、看文物”的传统模式，单向“灌输式”教育难以触动成长于数字时代的青少年内心，导致“游而不学”“知行脱节”，红色基因的传承面临情感疏离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探寻红色资源与综合实践活动的深度融合路径，不仅是破解上述困境的有效策略，更是转变育人方式，强化实践育人，构建全面发展育人体系的内在要求。

一、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1.核心概念界定

本文涉及红色资源、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和实践育人三个关键概念。其中，红色资源是优质育人内容，综合实践活动是实施关键载体，实践育人是核心育人方式。

红色资源：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具有资政育人价值的物质与精神成果总和。其物质形态包括遗址、文物等；精神形态涵盖革命精神、优良传统等，是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从学生的真实生活和发展需要出发，从生活情境中发现问题，转化为活动主题，通过探究、服务、制作、体验等方式，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跨学科实践性课程。

实践育人：指以实践为基本途径，引导学生在身体力行的体验中实现知识建构、价值认同和品德生成的育人方式与过程。其本质是促进“知行合一”，实现从认知到认同、从认同到践行的转化。

2.理论基础

本文主要观点建立在以下三个理论基础之上。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和目的，是人的存在方式。这为本文提供了根本遵循，确立了实践在价值内化中的决定性作用，论证了红色资源必须通过实践体验才能被学生真正理解和接纳。

体验式学习理论：大卫·库伯的“体验学习圈”理论为活动设计提供了微观模型。它说明有效的学习始于具体体验，并经由反思内化，这指导我们如何科学设计红色实践活动环节，避免“走马观花”。

情境学习理论：该理论强调学习是学习者与情境互动的结果。红色遗址、故事等构成了真实的“实践共同体”和情境，能有效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使学习在真实的文化背景中深刻发生。

这些理论共同构建了“红色资源通过综合实践活动实现育人价值”的学理基础，指明了从知识灌输转向价值体认的方向。

二、红色资源融入综合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分析

将红色资源融入综合实践活动，并非简单的“内容”与“形式”的叠加，而是育人要素与育人方式的深度契合。这种融合能够有效破解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可能存在的“知”“情”“意”“行”相互脱节的难题，构建起一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实践育人价值实现体系，从而在“知行合一”中实现铸魂育人的根本目标。

1.认知深化：从抽象史实到价值体认，筑牢思想根基

综合实践活动的首要目标在于价值体认，即引导学生将红色资源从教科书上抽象的、结论性的史实，转化为可亲身体验、主动探究的对象，在体验探究过程中实现价值观的深化与内化。

传统课堂中，革命历史、英雄事迹多以文字、图片等符号形式呈现，与学生存在一定的时空与心理距离。综合实践活动通过组织学生走访革命旧址、观摩历史文物、采访革命后代等方式，为学生创造了“触摸”历史的机会。例如，当学生站在简陋的革命故居前，亲手触摸当年的劳动工具，聆听亲历者讲述峥嵘岁月，教科书上“艰苦奋斗”一词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转化为对具体场景、真实故事的深刻感知。这种基于实物的、情境化的学习，比单纯的课堂讲授更能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促使他们主动去了解历史背景、思考事件因果，从而对党史、国史形成更为立体和牢固的认知。

综合实践活动强调学生的自主探究。在“红色主题研学”或“项目式学习”中，学生需要围绕一个具体的红色课题（如“探寻焦庄户地道的秘密”“解析一场以少胜多战役的制胜因素”），自行搜集资料、实地考察、分析论证。这一过程不再是单向的知识灌输，而是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意义的过程。在主动探究中，学生不仅记住了历史事实，更理解了历史发展的逻辑脉络和必然性，从而真正从内心深处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种通过亲身实践得来的价值认同，远比被动接受更为深刻和持久。

2.情感激发：从历史叙事到情感共鸣，厚植家国情怀

红色资源蕴含着巨大的情感能量，综合实践活动的沉浸式体验则是激发这种情感、实现价值共鸣的关键催化剂。综合实践活动引导学生走进红色基地，“穿越”时空与历史人物产生情感链接。例如，在“重走抗战路”的徒步体验中，学生不仅要行走，更要模拟当年八路军面临的困境（如粮食短缺、武器简陋），虽然只是模拟，但身体的疲惫、团队协作的困难，能让他们对革命先辈的艰苦卓绝产生前所未有的切身体会。在革命纪念馆中，一件打满补丁的军大衣、一封泛黄的家书，一面“死”字旗都是触发情感的媒介。这种由具体情境和实物引发的情感冲击，远比单纯的语言描述更为强烈，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敬仰之情、感恩之心，使爱国主义情怀不再是口号，而成为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

红色资源中充满了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综合实践活动引导学生深入挖掘英雄事迹、扮演英雄角色（如红色剧本杀、情景剧表演），使英雄形象变得有血有肉、可感可学。当学生尝试从英雄的视角去思考、在模拟情境中做出抉择时，他们会更深刻地理解英雄行为背后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这种“角色代入”式的体验，能够引导学生将英雄模范作为自己的人生坐标，自觉审视和校正自己的价值观，从而强化对红色文化所倡导的集体主义、无私奉献、坚韧不拔等价值观念的认同感，将家国情怀内化为稳定的精神品质。

3.意志锤炼：从精神感悟到行动磨砺，强化责任担当

红色精神的传承，最终要落脚于个体意志品质的锤炼和社会责任感的提升。综合实践活动为学生提供了在实践中“磨砺意志、担当责任”的现实舞台。红色实践活动本身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如长途研学、野外生存体验、体力劳动等。这些活动模拟了革命年代面临的艰难困苦，需要学生调动毅力、耐心和协作精神去克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会经历失败、挫折和疲惫，而这正是锤炼意志的绝佳时机。通过克服困难最终完成任务，学生能够切身感受到“坚持就是胜利”的真谛，体会革命先辈百折不挠精神的可贵，从而在日常生活中更能以积极乐观、坚韧不拔的态度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挑战。

综合实践活动可以设计大量具有服务性、奉献性的内容。例如，组织学生担任红色场馆的志愿讲解员，不仅要求他们熟练掌握历史知识，更要求他们具备传播红色文化、教育影响他人的责任感；开展“为革命军人送温暖”活动，让学生在服务与倾听中，感受历史的厚重与自身的使命。这类活动将红色文化的学习从“汲取”转向“输出”，引导学生将内心的感悟转化为服务社会、奉献他人的实际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能深刻体会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从而自觉地将“小我”融入“大我”，强化其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使命感。

4.行为转化：从内化于心到外化于行，推动知行合一

实践育人的最高层次，是引导学生将内化于心的认知、情感和意志，外化于自觉的行动和创造。综合实践活动为这种“知行合一”提供了最终的实现路径。综合实践活动鼓励学生以多样化的形式表达和传承红色文化。学生可以运用所学知识和技术，创作红色微电影、设计红色文创产品、编写红色剧目、绘制红色地图等。这种“创意物化”的过程，既是学生对红色文化内涵进行深度消化、理解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也是他们以当代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承红色基因的过程。例如，学生团队利用VR技术复原革命遗址，不仅锻炼了专业技能，更让红色历史以更鲜活的方式呈现。红色资源的融入并非让学生简单地回归历史，而是激励他们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成为红色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和创新性发展者。

通过持续的、系列化的红色主题实践活动，可以引导学生将红色精神倡导的行为规范逐渐固化为日常行为习惯。例如，在学习“勤俭节约”的革命传统后，开展“校园光盘行动”实践；在感悟“团结协作”精神后，组织长期的团队合作项目。长此以往，红色文化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将不再仅仅是特殊活动中的短暂体验，而是渗透到学生的日常言行中，成为他们稳定的行为模式和道德品质，最终实现“知行合一”的育人目标。

红色资源与综合实践活动的深度融合，构建了一个从“认知深化”到“情感激发”，从“意志锤炼”再到“行为转化”的完整育人过程，使红色教育超越了单纯的知识传授和情感渲染，成为一种全面的、深刻的、指向行动的人格塑造过程，充分彰显了其不可替代的实践育人价值。

三、红色资源融入综合实践活动的现实问题审视

尽管红色资源融入综合实践活动具有显著的育人价值，但在当前的实践探索中，仍普遍存在一些深层次的困境与挑战，制约着其育人实效的充分发挥。

1.目标定位模糊：价值体认的虚化与偏移

综合实践活动的核心目标是“价值体认”，但在具体实施中，这一核心目标常常被模糊化和虚化。许多学校将组织红色实践活动视为一项必须完成的德育任务或彰显办学特色的形象工程，导致目标设定空泛，缺乏针对不同学段学生认知特点的具体化、可操作的层级目标。最终，活动的成功与否被简化为“是否安全完成”“影像素材是否丰富”，而非关注学生内心是否真正受到触动。由于缺乏清晰的价值体认目标作为引领，活动设计与育人目标容易脱节，使得“实践”与“育人”成为“两张皮”，学生难以实现深度的价值内化。

2.内容整合浅表：教育资源的简单化呈现

红色资源内涵丰富，但其教育价值的实现有赖于深度挖掘和创造性转化。当前实践中，内容整合往往停留在浅层，存在“简单嫁接”的问题。资源利用趋于同质化，多聚焦于少数耳熟能详的典型人物和事件，缺乏对本地特色资源的深度挖掘，活动内容千篇一律。更为关键的是，红色历史与当代学生的生活经验存在时空距离，若不能将历史素材与学生的现实生活、成长困惑及时代议题进行有效关联，内容就会显得“过时”和“说教”。这种照本宣科式的内容呈现，难以激发学生的深层兴趣和思考，甚至可能因重复和单调导致心理抵触。

3.实施方式单一：学生主体性的缺失

有效的实践育人需要多元、互动、沉浸式的实施方式，但当前模式却显得单一固化。“参观-听讲-写心得”依然是主流模式，这种单向、被动的方式难以满足数字化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对互动与参与的渴望。虽然部分学校引入了新技术，但往往仅用于场景再现，未能与探究性、创造性的学习活动深度融合。更重要的是，在活动实施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未能得到充分尊重。活动方案常由教师或校外机构预设，学生只是被动的执行者，缺乏从选题、策划到实施的全过程参与机会。这种“被组织”的实践，抑制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难以引发真正的内心共鸣。

4.评价机制缺位：育人成效的模糊化

科学有效的评价是检验育人成效、优化活动设计的关键，然而这一环节还很薄弱。当前评价普遍重结果轻过程，多集中于活动最终的产品（如报告、手抄报、文创作品等），而忽略了学生在活动过程中表现出的情感态度、合作精神、价值观变化等更为重要的成长印记。评价维度单一，过于关注认知成果，对价值体认等核心目标的达成度缺乏有效观测。在方法上，依赖简单的分数或等级等量化方式，难以衡量学生复杂的内隐学习成果，缺乏基于观察、访谈等质性评价方法。评价主体也以教师为主，缺乏学生的自评、互评等多元参与，使得评价结论不够全面客观，无法为活动优化提供有效反馈。

目标模糊导致方向偏离，内容浅表削弱教育深度，方式单一制约体验效果，评价缺位导致优化依据缺失。这四个方面的问题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当前实践的主要现实困境，亟待系统性地破解。

四、红色资源融入综合实践活动的优化路径构建

为系统破解当前红色资源融入综合实践活动面临的困境，提升育人实效，需从课程设计、实施模式、支持保障与评价反馈四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系统化、可操作的优化路径。

1.目标引领与内容深化的课程设计路径

优化实践活动的首要任务是进行精准的顶层设计，核心在于建立分层、可测的价值体认目标体系，并推动红色资源的深度挖掘。活动设计时要避免空泛的口号，将“价值体认”细化为不同学段、不同活动环节的具体、可观察的行为目标。例如，在认知层面，要求“能准确陈述某红色事件的历史脉络”；在情感层面，关注“能在参观或聆听故事时表现出共情与敬仰”；在行为层面，引导“能采取一项践行红色精神的具体行动并长期坚持”。这为活动设计和效果评估提供了清晰导向。在内容上，要深入挖掘家乡资源，增强亲近感，并着力将红色精神与当代社会议题、学生成长困惑相连接，实现其现代价值的转化。

“探究斋堂川抗战历史”主题活动中具有清晰的目标分层与内容递进设计。活动分为四个有机衔接的阶段：准备阶段《初探红色印记》，通过问卷、参观、情境体验、徒步等集体活动，目标直指激发感性认知与情感共鸣，形成初步价值触动；实施阶段《踏寻抗战历史》，核心转向学生自主探究，通过分组研究王家山惨案与斋堂川抗战贡献、创作抗战文创、集体交流“老区精神”，目标在于引导学生在主动建构中深化认知，并在碰撞中凝练价值认同；总结阶段《传承老区精神》，通过成果展示、祭奠革命先烈、反思评价和课后问卷，目标是促成情感升华与认知，巩固内化的价值体认；拓展延伸《建设我的家乡》，鼓励学生为家乡代言、担任志愿者，目标是实现从认同到行动的关键跨越，在实践中践行报国之志。案例展示了如何通过环环相扣的设计，将红色资源的育人价值在“体验-探究-深化-践行”的过程中层层递进，有效落实。

2.学生主体与方式多元的实施模式路径

综合实践活动的生命力在于学习方式的变革，关键在于践行“做中学”与“研中学”，构建开放协同的育人场域，鼓励和促进学生亲身经历，自主探究。因此需要减少单向灌输，增加探究性、服务性、体验性学习的比重,让学生成为知识建构与价值形成的主体。同时，应利用AI、VR/AR、社交媒体等技术手段，突破时空限制，增强沉浸感与互动性。此外，加强校馆（纪念馆）、校地（社区）合作，邀请专家、革命后代等担任实践导师，形成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大实践”格局，将课堂延伸至社会。

3.资源整合与能力提升的支持保障路径

优化路径的落地需要坚实的支持保障。首要任务是加强红色实践资源的系统开发与共享，例如由教育部门牵头建立区域性资源平台，整合优质课程、案例与基地信息。其次，关键在于提升教师的实践育人指导能力，通过专项培训、教研活动，帮助教师掌握项目式学习、体验式教学的设计与引导方法。最后，必须健全安全管理与经费保障机制，制定周密安全预案，设立专项经费，确保活动可持续、安全开展。

4.过程导向与多元参与的评价反馈路径

科学的评价是引导方向、促进改进的关键。评价理念必须从重结果转向重过程、重发展，关注学生在活动中的参与度、协作精神、情感态度等表现。评价方法应综合运用量化与质性工具，如将基于量规的表现性评价与活动记录、反思日志、访谈相结合。“探究斋堂川抗战历史”案例中的“我评活动表现”量化表和反思环节即良好示范。此外，评价主体应引入多元参与，构建教师、学生自评、小组互评、家长与社会反馈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形成“设计-实施-评价-改进”的良性循环。

通过以上四个维度的系统优化，方能有效破解现实困境，真正实现红色资源与综合实践活动的深度、高效融合，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坚实路径。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旨在探索红色资源融入综合实践活动的有效路径，核心结论认为红色资源是实现“知行合一”实践育人的宝贵载体，但其效能发挥受制于目标虚化、内容浅表、方式单一及评价缺位等系统性问题。

为破解上述困境，关键在于构建一个优化体系：以精准化的价值体认目标为引领，聚焦学生主体性与价值内化过程；以多元化的实施模式为核心，推动探究式学习与校内外资源深度融合；并以过程性的多元评价为反馈，驱动实践方案的持续改进，从而确保红色资源不仅能“融入”实践，更能“融活”和“融实”，有效引导学生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究、从知识学习到价值认同与行为转化。

展望未来，此项工作的深化有赖于两方面的持续探索：一是加强学理研究，针对不同学段特点细化实践范式与评价工具；二是拥抱技术变革，善用数字智能手段增强红色教育的吸引力与感染力。推动红色资源与实践育人深度结合，其根本目的在于引导中小学生在身体力行的社会实践中，真正理解并传承红色基因，自觉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征程，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基教研中心   梁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