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难点如何攻？

　　新形势下，面对创新国家对创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高等教育路该怎么走？

　　在当前产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职业教育如何培养更多高水平技能型人才？

　　面对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教育精准扶贫如何实现？

　　学校“乡弱城挤”，师资结构性短缺，民办教育亟待规范发展……

　　刚刚走过“十二五”，面对接踵而来的“十三五”，201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1月15日至16日在北京召开。在会议分组讨论上，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单列市教育部门的“当家人”，以及教育部机关和直属单位负责人，围绕这些教育发展改革中的问题各抒己见，集聚众智，共同求解。

　　2016年，“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一些教育领域体制性、制度性的障碍需要“破冰”，一些教育热点难点问题亟待“破解”。这，正是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动力。

    高等教育：

　　一手抓“双一流”一手抓转型

　　“双一流”和应用型，对高校而言，似乎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和路径。选哪条路？如何选？

　　“有些高校觉得如果转成应用型会降低学校层次，老百姓对学校的评价降低，也会影响学校的发展。”天津市教委主任王璟坦言，面对建设“双一流”和向应用型高校转型，在高校层面仍存在争论。

　　2006年开始讨论转型、2008年开始转型的经历，让安徽省教育厅厅长程艺深深感觉，对地方高校来讲，当初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的路选对了。“2015年，安徽省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88%。这几年，安徽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都非常高，效果很明显。”

　　程艺说，从安徽的实践看，以专业结构调整为代表的有形的转型是一直坚持下来的。安徽一些新建本科高校是从师专升格起来的，而师专的专业设置非常简单，数理化音体美，变成本科后如果专业不调整，势必带来就业问题。“当时的调整是很痛苦的，但我们坚持有条件要调整，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调整。”程艺说，当时的情况是，安徽省中小学教师每年的需求量仅有1万人，而师范类专业的招生高峰达到每年5万人，经过转型调整后，招生规模降下来了，仍能满足需求。

　　“工作报告中提到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和应用型人才，我们从字里行间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王璟认为，现阶段对转型问题存在争论很正常，但不应因这种争论影响学校找准自身的定位。“要找准学校定位，就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开展教学、科研、育人工作，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技能型人才。”

　　“‘双一流’的规划是在总结以往‘985’‘211’建设评选机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战略发展思路和方针，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是个重大举措，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北京市教委主任线联平认为。

　　“在统筹建设‘双一流’问题上，总体态度积极。但具体到不同层次、类别高校如何借助‘双一流’建设方针找准定位，有的模糊不清，有的比较茫然，有的期望偏高。”线联平认为，我国真正有能力冲击世界一流的高校不会很多，更多的高校需要通过一流学科建设提升学校实力，优化学科结构、凝练学科特色、实现国际引领。如果不进行科学论证，一窝蜂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容易出现浮躁。

　　在分组讨论中，不少来自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厅厅长表达了对“双一流”的多元化期待。除了世界一流，也可以考虑建设区域一流，让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党组书记普布次仁一方面欣喜于这些年西藏高校的快速发展，建起了博士点，争取到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支持，一方面也清楚地看到西藏高校在冲击世界一流大学方面的差距，希望能在一流学科建设方面有所作为，也希望国家在相关政策方面对西部省份有所倾斜。

    职业教育：

　　让学生看到“上升”的空间和希望

　　“职业教育，从中央到地方都很重视，却是各级各类教育中最让我们头疼的一块。建学校、建职教中心，但为什么社会不买账、老百姓不买账？”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分组讨论会上，记者发现，好几个组一开场就把关注点引向职业教育。在当前产业面临转型升级、各行各业呼唤更多高水平技能型人才的形势下，职业教育自然成为各地教育“当家人”关注的焦点。

　　学生和家长的愿望是上普通高中、读大学，而国家经济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缺的是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矛盾怎么破？

　　此次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培养更多应用型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要着力增强中等职业教育吸引力，努力使没有升入普通高中的初中毕业生都进入中等职业学校，掌握一技之长，促进家庭脱贫，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

　　安徽教育厅厅长程艺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普及高中教育，可以说普及高中的重点在职业教育。”在程艺看来，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一是靠质量，二是靠打通人才培养的立交桥，让读职业教育的学生看到“上升”的空间和希望。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供给侧改革，职业教育也存在供给侧改革的需要。”大连市教育局局长赵阳说，“职业教育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目前我们的职业教育正在积极调整，大数据、‘互联网+’、3D打印等专业都在积极开设。”

　　安徽省近年来尝试职业教育的市级统筹和资源整合，结合本省经验，程艺提出，“县域产业单一，对发展职业教育没有兴趣，也不知道怎么抓，而市一级产业更为全面，而且中职、高职都有，更适于进行统筹”。

　　“过去，一个国贫县办8所中职学校，每个学校都招生困难，老师的工资都要全额拨款，学校也没钱更新设备，搞个手扶拖拉机的机头就号称是汽修专业，这种情况必须改变。”程艺说。据介绍，安徽省对职业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去年撤并60多所中职学校，前年撤并100多所。

　　程艺表示：“从这次工作会来看，我们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充满信心，会议传递出的理念很先进，国家层面的措施也很有力。下一步关键是各地要结合实际，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产业结构的实际、各个学校办学的实际。不能追求一种大而化之的模式，必须坚持特色，不求全覆盖，但求对某些产业的重要支撑作用，这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考虑。”

　　“对示范性高中，政府特别愿意投钱，但是一到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就有很大的落差，只要家长到这两种学校去转一圈，高下立判，家长怎么可能愿意让孩子去职业院校？”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说，“我在各个地市动员办好职业院校的时候总说，不要老提让家长转变观念，最应该转变观念的是政府，政府转变了，老百姓才能转变。”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呼吁尽快出台校企合作促进条例。“比如，确定对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这是促进校企合作、提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最关键的问题。这些解决了，可以对职业教育发展起到很好的保障作用。”

　　教育扶贫：

　　直抵大山深处 实现精准扶贫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分组讨论中，教育扶贫成为中西部省份教育“掌门人”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话题的焦点就是如何让教育扶贫直抵大山深处。

　　重庆市委教育工委书记赵为粮介绍，该市对大学生群体进行了摸底，学费加上生活费，一个大学生一年需要2万至2.2万元，重庆除了将助学贷款提高到8000元外，还给每个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提供了一个月600元、一年10个月的生活费补助，再加上奖学金、助学金、勤工俭学等，“努力让大学生不要成为家庭负担”。

　　重庆市作为唯一一个西部直辖市，在实践教育扶贫上将专注点放在了解决因学致贫人群上，“锁定贫困的大学生群体，实现精准扶贫”。

　　每一位来自中西部省份的教育厅厅长心中都有一笔账：贵州，仍有600多万贫困人口；广西，边远地区教学点仍有9000多个；云南，2015年只有9个县市完成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面对这样的现实，一位厅长道出了中西部教育的心声，“教育系统怎样精准扶贫、全覆盖，具体政策措施还需进一步加强”。

　　“我建议加快改造薄弱学校，资源向中西部倾斜均衡，全面提升中西部教育。”第一次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贵州省教育厅厅长王凤友在谈及“十二五”成就的同时，更带来了对“十三五”期间中西部教育深入发展的思考。

　　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自然条件、经济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尽管各省份一直在“勒紧裤带办教育”，在硬件和软件上投入力度很大，但是一直是“小马拉大车”，并不轻松。

　　“贵州初中生寄宿率达到70%，小学寄宿率也达到了30%，教室数量不够，城镇大班额突出，不少地方两三个孩子住一个床位的现象仍然存在。”在王凤友看来，尽管“十二五”期间下了很大的力气，但是中西部，特别是山区、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吃住、教师配备、厕所等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他建议“全面提升中西部教育，向西部倾斜，向大山深处倾斜”。

　　“用一句话概括‘十二五’期间四川教育的情况，就是穷省办大教育。”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朱世宏说。

　　凉山地区是四川基础教育集中落后地区，为此朱世宏曾做了一个调研，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凉山那么落后，孩子们还不愿意上学？”

　　调研发现一个重要情况：“前三年读小学，学生们基本听不懂课。”

　　为此四川抓了一个大工程——一村一所幼儿园。“采取每个村幼儿园由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配备两个教师，着力解决民族地区学生的语言和生活习惯问题。从娃娃抓起，从幼儿抓起，全部学汉语，同时把习惯养好。”朱世宏说，四川计划从2016年开始，在凉山、阿坝和甘孜三个州的51个民族自治县全部实现十五年免费教育，以提升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水平。

　　教师缺编咋办？

　　把招聘权交给教育部门

　　“放开二孩”之后，教育怎么接招？这个问题，对地方教育部门来说，最直接的挑战，是即刻出现的教师短缺问题。

　　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说：“对学校来说，入学问题可能会晚几年出现，但是教师的问题，现在就需要重视。我建议适当增加编制，增配教师。”

　　新建了学校却没有教师，这样的尴尬在外来人口居多的广东更加突出。“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每次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去协调教师编制，省编制部门都拿中央来说事。

　　可是，罗伟其也有一肚子委屈：“教师编制的计算并不是按照学生实际的人数，而是按照2012年的编制基数，而且我们一些欠发达地区本来就没有配足，当时请了很多代课老师，清退了这些教师之后，空出了一些编制，按照标准补齐这部分，编制部门也不同意。”

　　天津市教委主任王璟说：“‘十二五’期间，天津人口以每年五六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速度增长，面临的问题是教育资源永远是短缺的，怎么建怎么不够。教师队伍建设提升空间很大，农村小科教师结构性缺编。”

　　在分组讨论中，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王定华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王定华说：“教育部正在牵头研究统筹城乡一体化教育相关政策，大家关心的与人社部门、财政部门的协作，也有一定的突破。尽管将来教师编制的总额还是人社部门说了算，但是招聘的权力归教育部门，在岗位协调上，以县为主进行统筹。”

　　“乡弱城挤”咋解?

　　优化结构做大城镇教育做强乡村教育

　　“有条件的孩子都去城市读书，进城市公办幼儿园都要摇号了。”在201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分组讨论会上，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城镇学校“大班额”、乡村学校萎缩的问题，被江西省教育工委书记黄小华形容为“计划赶不上变化”。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厅长秦斌也算了一笔账：广西现有9000多个教学点，因为村小人口缩小后开不齐班萎缩成教学点，教学点数量呈现增长趋势。

　　农村资源不能撤，空壳学校、麻雀学校该向何处去？城镇学校还可以接纳多少学生？对这个让人头疼的新难题，厅长们晒出了各自的“药方”。

　　在山东，解决城镇中小学“大班额”被列为基础教育重点工作，省财政拟安排奖补资金20亿元以上，希望在2017年底前解决，目前已下达各地“大班额”补助资金3亿元。“省长和每个市的市长都签了责任书！”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左敏介绍，山东将抓住“人、地、钱”等关键环节，推进解决“大班额”项目融资工作，并实行月调度和通报制度。

　　“实现教育结构优化要补齐短板，转变城乡差别和校际差别。”秦斌介绍说，广西将新建、改扩建一批学校，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扩大教育资源总量。

　　“新型城镇化的浪潮凶猛而来，义务教育首当其冲。”基础教育一司司长王定华表示，教育部正在牵头研究统筹城乡一体化教育相关政策，主要内容是做大城镇教育，做强乡村教育，经费统筹，钱随人走，精准发力，精准扶贫。

　　民办教育咋规范？

　　“在含着沙砾的金矿里慢慢淘出真金”

　　“现在既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但是对它所存在的问题也要深入探讨。民办教育的复杂程度远比我们想象得高。民办教育是金矿，但是这里面含着沙砾，需要我们慢慢淘，淘出真金。”在201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分组讨论中，安徽省教育厅厅长程艺如此表示。

　　程艺建议，要下决心深入研究当前民办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虽然民办高等教育问题比较突出，但不能仅仅着眼高等教育”。

　　像程艺一样，还有不少厅长将民办教育工作纳入施政视野。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徐梅表示，对民办教育要给予重视，但支持并不是无原则。尤其是民办高等教育，现在到了“立范”的时候了。要注意到民营企业趋利性是必然的，和发达国家用民间资金、社会资金支持学校不一样，目前我们不乏民办学校来回转卖学校赚钱的例子，更别说抽逃资金问题。

　　徐梅建议，到了规范民办教育的时候了，该支持还是要支持，但要做一次大规模的规范检查或是评估，哪些学校是依法依规保障质量的学校，哪些学校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该来清清账了。

　　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说，发展民办教育，现在不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如果定位还停留在补公办教育不足的定位上，那就是无休止的抢生源。他表示，不鼓励一般的民办教育，还要严防地方政府打着发展民办教育的旗号甩政府办教育的包袱，特别是在现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