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带来教育发展新机遇

发布时间: 2016-09-02 来源: 《人民政协报》 发布者:xuxiang

 

新闻背景:

长期以来,全国政协委员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2016年全国两会中,多位委员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进来,其中不乏对教育的建议。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文件中提出要实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促进沿线国家教育合作;加强教育互联互通、人才培养培训等工作,对接沿线各国发展需求,倡议沿线各国共同行动,实现合作共赢。811日,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致力于促进沿线国家民心相通,并为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提供人才支撑,力争在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中实现教育发展和经贸合作的并驾齐驱。

“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加快推进,我国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投资贸易等经济领域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起了更加密切的共建合作关系。但科学技术、人才培养、文化交流等人文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进展相对缓慢。从长远来看,这种‘冷热不均’的态势不利于‘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全面实现。”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田刚在提案中表示。

有类似担忧的不止田刚一人。今年两会期间,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在提案、发言中,共同呼吁要充分重视、挖掘教育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实施中的作用。

近日,教育部印发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以下简称《行动》),部分回应了委员们美好的期待。谈及出台文件的初衷,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力争做到经贸走到哪里,教育的民心工程就延伸到哪里,教育的人才培养就覆盖到哪里;力争推动教育发展和经贸合作并驾齐驱,成为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力争发挥教育‘软力量’,实现‘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事半功倍。”

面对新机遇,民办教育更具优势

“与周边国家开展经济合作,需要各领域人才的支撑。教育必须适应和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着力培养相关人才。”谈及“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辉语气里充满期待。在他看来,这将为众多学校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牛立文带来的一组数据为这一判断做了辅证:“一带一路”沿线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据统计,这些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29%,是目前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在与沿线国家交流合作中,首先要面对的是“语言关”,据了解,“一带一路”覆盖的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五个地区的官方语言数量超过40种。而我国2010-2013年高校外语专业招生的语种只覆盖其中20种。“一带一路”相关的小语种在校人数也偏少,在已招生的20个“一带一路”小语种中,11个语种的在读学生人数不足100人,其他8个语种均不足50人。语言不通则不可能人心相通,鉴于此,小语种人才的培养势在必行、刻不容缓,而这将是高等院校及部分职业院校的机会。

“十几年来,我校小语种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多,占到全校在校生的将近三分之一。而且,就业前景特别好,常常是刚到大三,就被各公司提前‘预订’完了。”广西外国语学院董事长朱桂玲告诉记者,小语种人才的市场需求很大,这对外国语类院校的人才培养非常有利。加上广西与越南、泰国、老挝等国家临近,国家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以来,彼此间经济往来愈加频繁,精通双语的人才越来越吃香。“如今,每年我们学校都要送出去1000名左右的学生,很多到了国外都落地生根。”采访时,朱桂玲说,自己刚才还碰到了几个从越南回国进货的毕业生,大家都反映生意做得很好。据了解,在泰国曼谷有一条“广外一条街”,那里聚焦了一批来创业的广外学子。比如他们中有的人把桂林米粉、柳州米粉带去了曼谷,现在,无论你在曼谷哪里,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吃到正宗的中国米粉。朱桂玲笑着说,“这不也是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机会?”

“促进沿线国家语言互通”,这是教育行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行动》提出,发挥外国语院校人才培养优势,推进基础教育多语种师资队伍建设和外语教育教学工作;并研究构建语言互通协调机制,共同开发语言互通开放课程,逐步将沿线国家语言课程纳入各国学校教育课程体系。此外,教育部还倡导沿线各国与我国院校合作在华开办本国语言类专业。

“‘一带一路’将给部分民办学校带来新的发展空间,与公办高校相比,他们优势更明显。”林金辉建议,部分民办院校把发展空间拓宽,寻求“境外办学”的机会,这对一些在生源上有压力的学校将是新的出路。过去,一些公办院校也做过类似尝试,但目前“走出去”的专业涉及面较窄,多是武术、汉语、中医药等带有中国特色的专业。随着各国间经济合作领域的扩大,很多国家更需要的是应用技术型的专业人才。对此,无论是创办学校还是输出人才,民办院校都比公办院校更具优势。“许多民办院校本来就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类型,注重应用技术型人才的培养,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这样的人才更易受到国外学校、企业的认可。”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康正的想法与林金辉不谋而合。“民办院校资金运用更自主、机制更灵活,且有更敏感的市场嗅觉。”正因为此,当发现“一带一路”带来的巨大市场空白后,民办教育能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设立相应的专业,“不像公办学校需要考虑招生计划、资金审批等”。同样,当某个专业与市场大趋势不吻合时,民办学校也能及时“刹车”,调转方向。对此,朱桂玲同样深有感触。“尽管很多小语种专业人才需求很大,但与热门的经济等专业相比,国内学生还是不愿意报考。如果是公办学校,可能会因为人数少取消这个专业,但我们可以坚持。也正因为此,我们等来了机遇。”

“如今,我们胆子更大了,与外国开展教育合作不再‘偷偷摸摸’了。”谈及“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康正说自己终于等来了政策红利。过去,民办学校这类联合培养的学生拿不到文凭,如今,《行动》中明确指出要“推动学历学位认证标准连通”。

合作交流需要继续“深耕”

据全国政协委员朱和平介绍,每年他所在的空军指挥学院都会接收来自14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他们多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些留学生在中国生活,与中国学生面对面交流,观察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都会发出这样的感触——中国跟我想象得不一样。”

为什么?“一方面因为很多人没有来过中国;另一方面来了的人停留在‘表面交流’。”朱桂玲发现,虽然很多学校每年都会招收留学生,但这些留学生常常是彼此扎堆儿,很少与中国学生交流,学习4年,只是会说几句中国话,对其他的一问三不知。招收留学生多成了“人无我有”的广告噱头,中国学生与外国留学生缺乏深入的文化交流,更别提传播中国文化。“有些学校对教育合作缺乏深刻认识。”在朱桂玲看来,与沿线各国学校扩大合作交流,意在联合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复合型国际人才,为今后经济合作、文化交流打下基础。既然如此,仅仅精通语言怎么够?对此,她建议培养留学生时,除了强化语言培训,还应该加强其对中国经济现状、国情特点、未来发展机遇等的理解和认知,让他们回国后,更加清楚应该从何处与中国人民开展合作。当然,对于本国学习小语种的学生,也要适当介绍相应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

此外,朱桂玲还建议为学生创造实践交流的机会。在广外,学校为学生们打造了“东盟一条街”。在这里,各国学生可以展示各自国家的特色文化、经济形态,这样有利于大家对“一带一路”战略有更深刻的了解。而且,学生还可以把在这里获得的“创业灵感”付诸实践。朱桂玲记得,一位留学生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商人,他和父亲都希望来中国学习后,可以找寻到与中国合作的契机。“后来,他把越南的咖啡店开到了中国。”

去国外调研境外办学情况时,林金辉发现很多国家都为中国学校的境外办学做好了充分准备,甚至连校舍都建好了,中国学校“拎包入住”即可。但事实上,目前我国只有5个境外办学机构和98个境外办学项目,与国内的中外合作办学数量相比,相差甚远。“我们与国外的交流还不够深入。”林金辉希望国内院校到境外开办专业时,一定要先进行市场调研。同时,最好与国内企业“捆绑”,配合企业走出去。比如,国内汽车企业要拓展国外市场,一定需要相关的国际化人才,与其自己培养人才,不如一开始就与高校合作。“而企业与高校这样捆绑的方式,也为共建

‘一带一路’,搭建了一个多赢的平台。”

境外办学

搭起教育民心工程的桥梁

“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新生事物,是我国高等教育‘走出去’的重要形式,对扩大我国教育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争取更多话语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林金辉认为:“要铺设好民心相通的桥梁,教育起着基础性、先导性作用,而发挥这一作用的重要手段就是境外办学。”

林金辉告诉记者,我国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活动始于20世纪后期,截至20167月,共有境外办学机构、项目103个。他指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这也是新时期境外办学的重要使命。不过,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还不具备大规模走出去的实力和条件。在探索和起步阶段,应从小规模、高质量入手,鼓励先办项目,并鼓励民办高校及社会力量参与境外办学。

林金辉希望高校行动前,一定要进行充分论证和准备,弄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出去办机构不是件容易事,跨出去了,再收回步子就更难了。因此,一定要考虑可持续性。”还要选好合作契合点,构建人才培养模式、运行管理模式、服务当地模式、公共关系模式,使学校顺利落地生根。“尤其在专业设置上,除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色、学科优势,还应该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与行业企业深化产教融合。”在教学中,不能生搬硬套固有的课程、教学模式,应该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构建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考核体系。“要落地生根,尤其要注意‘本土化’问题,融入当地社会。既不能丢掉中国的东西,也不能脱离当地文化,否则很难‘讲好中国故事’。”

朱桂玲还告诉记者,最近他们正在和泰国吞武里大学谈联合办学的相关事宜,“在引进来的同时,我们也要走出去了”。

“机遇抓到了,模式探索出来了,但我们就怕没政策。”朱桂玲的担心代表了很多教育者的心声。据了解,2002年,教育部曾发布《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后因种种原因被废止。林金辉建议,应尽快开展境外办学新情况的深入调研,从国家层面研究制定境外办学新的管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