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喻世友

中国的民办大学有340多所，现状是水平低，办学目标偏离，非大学性质的管理类型很多。所谓水平低系指师资水平低，不是硬件，师资目前在中国这个环境当中，他没有办法和国有大学有这样一个人事制度相比，所以很难招到一流的好的老师。没有好的老师，就不可能有高的水平。昨天有一个省到我们广东来考察民办大学，我说可能有三分之一的算是“垃圾学校”。怎么定义“垃圾学校”呢？就像以前的专科生一样，把学生领进来，中途不管怎么样，就这样混过去，补考补考再补考，送出去就行。有一个省的领导说可能不止三分之一吧，可能要反过来，叫三分之二。也就是说水平低的非常非常多。当然这个也偏离我们教育部的目标，以前说一流的学校来扶持民办大学，但本身有没有大学精神、大学文化特点的一些学校办了民办大学，所以现状水平低。

　　办学目标偏离，我们说办学是一件公益性的事情，始终为了培养学生，可能说的和做的过程当中，在中国民办大学可能还有很多的偏离。

　　非大学性质的管理也很多，比如采取企业式的管理办法，还有采取军队式的管理办法，比如采取各种包干式的管理办法，或者像一个单位一个股东、两个股东，你分管这个系、他分管那个系等等的管理办法。这些非大学性质的管理，在中国民办大学当中非常之多。

　　目前中国民办大学的机制也给我们民办大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多困境。一个困境就是国有大学的人事制度没有改革，中国民办大学很难有优秀的师资。第二按照目前国家治理大学的这种机制，必然会要求、必然会使得民办大学延续现有国有大学所有的毛病。

　　有哪些毛病呢？比如说在统计上可能很多地方的数据都是假的。目前几乎民办大学都没有1：18，但是评估当中有的1：16，有的1：17，几乎都做不到，哪怕是国有大学很多也做不到。国有大学很大的毛病就是统计数据上的假几乎延续下来。

　　国有大学办学当中不重视本科教育，本质上不重视，无论是文件上很重视，口头上很重视，实际上不重视。比如说以学生为本，几乎所有的中国国有大学都对不起学生。为什么对不起学生？我们把学生给“坑”了。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学生不喜欢这个专业，然后他只能退学，退学以后再考回来，以学生为本这一点我非常赞成黄校长的观点，没有，你就延续了国有大学的毛病，不是从本质上重视学生。所有的国立大学还有很多其他的毛病，国有大学的一切毛病都会在民办大学又“翻版”出来。

　　教育部的手非常地长，政治课多少学时，辅导员比例多少，困难学生比例多少，教育部就像一个车间主任一样，他也来干预，我想教育部这种国家直接管理，一个手管了全国所有教育的各个角落，培养方案作过模板，教材也做过模板，所以国有大学一系列的毛病可能就会在民办大学延续。

　　民办大学的国家治理其实就是我们中国大学制度的治理，从建国到今天没有发生变化。中国的高等学校、中国改革都是在微观上做，其实我们要从根本上改革。所谓根本不是指政治上的事情，而是指这种机制当中，我们建国的时候按计划、按安排这种指挥，要换成我们社会运行机制变化以后我们在治理基础上也要变。本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后，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运行机制、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必须要适应它，但我们高等教育的管理从建国到今天没有发生变化，所以必须从根本上来变化，才能改变我们目前民办大学这样一种国家治理机制。实际上这个治理机制也对我们国有大学有用。

　　由于国家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上层建筑的国家治理机制，国有大学的改革非常艰难，涉及到历史包袱非常多，实际上可以首先在民办大学改变这种治理结构、治理机制。

　　中国的民办大学和其他所有国家不一样，别人都是捐资型的大学，当然有人说国外也有很多公司，既不是培训公司，真正做大学的还没有投资型，但中国投资型的这样一种民办大学的方式，是中国教育改革当中的一个创举，是一个进步，由于这种投资型我们的民办大学发展很快，但是这个合理回报应该有一个计算标准，因为是公益性的事业，这个回报必须有一个截止期，不能永远持续下去，不能让投资型永远变成投资型。投资型的民办大学和我们教育公益性的宗旨长远来说会带来矛盾，所以必须限定时期。合理的回报必须要有专门的计算方法和公式，要把它落到实处，要能够定下来，不能光说，否则所有地方都没有办法做。

　　国家治理机制必须伴随着运行机制的变化而变化。国家治理民办大学当中，要求这种总经理指挥车间主任、指挥班组长这种方式要改成宏观的治理方针，第三方的监督，大学的自主治理，让大学自己有内在的推动力，不然大学的校长都是教育部安排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们教育部就是总经理指挥各个车间主任、指挥各个班组长，他同时是监督者，他同时还是评估者，这种方式在治理机制上要发生改变。

　　再一个是国家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也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个根本性是讲国家的社会运行机制、经济运行机制变化以后我们国家治理机制的变化。经济运行机制变了，我们国家治理机制必须发生变化，所以我的这个根本就是讲这个根本。

　　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困境、挂羊头卖狗肉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另外无论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大学，都属于国家培养人才，都有一个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定位，因此要进行根本性的变化，没有这种变化，我们所讲的教育综合改革几乎都建立在没有基础的变化上，几乎都是修修补补，没有任何帮助，没有办法使中国教育变强。

　　对于民办教育咨询法当中的合理回报，要从几个方面定下来，第一个就是公益性要散发出来，第二个要考虑培养人，百年树人的角度，时间长度要考虑好，有一个截止时期，第三要考虑到资金成本以及社会力量各方面的利益，而且还要考虑学生的费用，要结合几个方面考虑合理回报，不能单一从汇报，不能单一从经济，也不能单一从管理，要出一个恰当的合理汇报。

最后三句话，中国民办大学的前途寄希望予公办大学改革改革，特别是改革人事制度的改革，另外中国的民办大学治理创新也必然会带动、促进中国公办大学、公有国学或者国有大学教育的改革，所以要允许这种民办大学、社会力量大学先行一步。另外中国大学的治理应该伴随着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而进行根本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