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民办教育促进法》，2003年9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自2004年4月1日起施行。民办教育办学、民办学校管理以及政府对民办教育的管理，有了比较完备的法律法规，民办教育办学、民办学校管理以及政府对民办教育的管理，有了比较完备的法律法规，有利于促进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

《民办教育促进法》是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民办教育事业的健康发

展，维护民办学校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宗旨是“促进发展，维护权益”，主旨是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

民办教育事业既要加快发展也要规范发展；既要规模发展，也要健康发展，

既要规范民办教育的办学行为，也规范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管理行为。

（一）公办民办并举，是世界各国发展教育的共同道路

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大量的私立学校 ，穷国、富国办教育都发展民办教育。美国4000多所大专院校，57％是私立的，加州大学原先政府出资80％，现在降到20％，不能说是国立了。日本700多所高校，只有100多所国立，70％的学生在私立高校上学。韩国大学20％公立，80％是私立的。

公办民办并举发展教育，是文明社会发展的规律。世界各国也是如此，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大量的私立学校。世界的一些著名的学校，譬如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美国的哈佛、斯坦福大学，日本的庆应义塾、早稻田大学，都是私立性质的。

私立学校对所在国家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一流人

才的培养起了重大的作用。可以说，正是政府举办的公立学校和社会力量举办的私立学校共同努力，推动了现代科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也使得现代学校制度具有了多样性和活力。

我国是世界上私学发展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私学在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早已为世人所公认。中国古代私学始于春秋时期，最早的是春秋中叶郑国的邓析所创办，专教讼诉之法。当时规模最大的是孔子私学，还有少正卯的私学。到春秋未期，私学更加兴盛，最有名的是儒、墨两家，当时号称“显学”。战国时期，私人讲学之风大盛，孟子“从者数百人”，以阐明人伦为教学目的；荀子先后授徒于齐、秦、楚国著书讲学，培养出李斯、韩非这些当时属一流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墨家私学是个严格而有纪律的政治团体和学派，要求学生具有刻苦、耐劳、服从和舍己为人的精神，并重视生产劳动和科技知识教育。以老聃和庄周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其后期吸收了许多法家、兵家及儒家的思想，子夏在西河讲学，弟子300多人，李悝、吴起、魏文侯等都是他的学生。

汉代，私学分两部分，一是以启蒙教育为主的书馆或学馆，先教认字，可读《孝经》和《论语》；一是传授经学的精舍。精舍一般由当时精通儒学的名家所建，一些经师鸿儒，所教授的门生弟子多达数千甚至上万人，其讲学已初具学术讨论与研究性质。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兴废无常，私学相对得以发展。元朝对书院采取保护、提倡和加强控制并举的政策。明文规定：“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从而大大促进了书院的发展。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形式。书院一般为私人创立。它起源于唐代，发达于宋代，至清代达到顶峰，1901年后改制为学堂。宋兴之初最著名的有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四书院。公元1167年,朱熹从崇安启程,由学生范伯崇、林择之随行,抵达长沙由理学大师张拭主持的岳麓书院，朱、张会讲持续两个多月之久，开启了书院会讲制度先河。公元1178年冬，朱熹重建庐山白鹿洞书院，聚徒讲学，传播文化，教育士子，是他一生中振兴理学，开创和健全书院制度的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朱熹在福建省武夷山办紫阳书院，在建阳办考亭书院，算是当时全国最高学府。他终生从教，著书立说授徒，创立了“闽学” ，成为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书院运动使得程朱理学成为中国正统思想。徐梓先生认为朱子是书院制度的建立者，书院传统开创者，书院精神的奠基者，朱熹的书院运动使得程朱理学成为中国正统思想。

明清私学仍盛而不衰，按其程度，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级阶段的蒙养教育，另一类为高级阶段的书院。低级阶段的蒙养教育多称私塾，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门馆”、“家塾”，即“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饲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就读”；二是“村塾”、“族塾”，由“一族一村延师择址建馆课其子弟”；三是“坐馆”、“教馆”，“由富裕人家独自一家聘请教师在家设馆，专教自家子弟及亲友子弟”。

（二）福建近代民办侨办现代学校的兴起

自进入近代以来，传统的私学让位于近代的私立学校，而我国近代的私立学校是受西方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的影响发展起来的。

戊戌变法前后，作为最先开放、华侨众多、教会学校发达的东南沿海省份，福建士绅不甘落后，陆续开办新式学堂。光绪二十年(1894年)，安溪长坑人苏吾珍将私塾衡阳学馆改办为学堂，成为福建民办新式学堂之先（现有安溪长坑乡衡阳小学）。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邮传部尚书陈壁(福建闽侯人)回闽奔母丧，福州风池书院邀其为主讲。其间，他与著名文学翻译家林纾(闽县人)、农工商部员外郎力钧(永泰人)、奉天河北道孙葆晋(闽县人)、光禄司署正陈琮，以及名儒陈宝琛等议设新学堂。不久，苍霞精舍开办，设于林纾的苍霞州旧居，林纾为汉文总教习，任鸣珊任监学。这是福建第一所自办的新式中学堂。它“聚生徒，课西学”，课程除经、史、时务等国文课外，还有英文、算学等西学，“学生晨受英文及算学，日中温经，逾午治通鉴，迨夜燃烛复治算学”。①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该校已培养学生739名，②为福建造就了最早的一批新式人才。

戊戌变法期间，陈宝琛等福州开明士绅竭力以教育振衰起废，拟开办新学堂，培养兴国人才，鉴于日本“明治维新”仅30年国势日强，而中国与日本隔海相望，为“东方同文之国”，中国向日本学习最为方便。况且“西书新法，东译较多，择要而从，事半功倍”。③为此，陈宝琛等将学堂命名为“东文学堂”，其“东文”即日文。光绪二十四年七月(1898年9月)，福州东文学堂正式开办，地址在苍霞精舍之西，办学经费由陈宝琛等地方士绅捐助，不足之数由绅董互保向钱庄借贷。学堂设主理总董主持校务，下设东文总教习，东文副教习、汉文教习、监院、常驻堂董事、领班学长、司事等，分管教学、训导及学生生活。安排了国文、算学、地理、历史等课程，本科、预科学生均须学习。学堂效法上海南洋公学，从招生、教师聘用、教学到生活指导，制定了一套较严密的规章制度，力求按近代教育模式培养新型人才，并力图唤起商界重视教育，为以后福建新式学校的创建开拓了新路。

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新学制颁布前，福建各地民间创办的新式学堂还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办于厦门的私立小学堂(即后来的“市立鼓浪屿区第一中心国民学校”)；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具有进步革命思想的黄层云、黄翼云、方声涛等人创办了福州蒙学堂，堂址设于南后街文儒坊葛氏祠。学堂不仅学习中国传统课程，还介绍西欧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及自然科学知识，并定期邀请进步人士到学堂演讲，宣扬革命道理，使学堂成为迥异于旧式学塾的新式教育机关。光绪二十七年(1903年)晋江创办的永宁行实小学堂等等。

职业教育也是从民办起步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福州商界人士集资于闽江之滨大庙山创办私立福商小学，创办后，学校先后易名为福商学堂、福商学校、后改为福商中学，1952年将私立四端中学与福商中学归并改公，创办“福州市第四中学”，即今福州第四中学前身。

这些新式中小学堂虽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以模仿日本学校为主，但它们成为近代福建自办新学堂的嚆矢，促进了福建新式教育的发展。

（三）福建的华侨办学

自清末至民国建立，直至解放前夕，福建沿海各种学校，无论是初等教育，还是中等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许多是华侨兴办的和华侨捐助兴办的。泉州大多由华侨热心兴办。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以后，泉州教育主要由华侨兴办。如抗战前，晋江全县中小学两百余所，包括省立、县立、私立、和教会办的，其经费来源，侨办的学校占80%以上。侨办学校，一般收费较少，有的完全免费，所以平民子弟，仍有享受教育机会。华侨兴学出于爱国爱乡的热情，而且具有一种尊儒尊师的优秀传统。抗战胜利后，侨办学校得到较大发展，教师的待遇，也比国立的优厚，以鼓励教师热情工作，时有精神上、物质上的慰劳，感情上极为融冶。华侨与教师，教师与学生，学校与家长都能团结一致，共同办好学校，搞好教学，培养人才。

1951年前的侨办学校，多是华人、华侨出资建校，并且负责学校的办学经费。当时侨办中学大体上占全省的四成，初中更高达一半以上，对福建省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陈嘉庚先生是华侨办学的典范，也是民办教育的典范。1912年9月，陈嘉庚先生回国筹办集美小学，暂时借用陈氏宗祠等几处为校舍和邻近民房为教师宿舍。于1913年3月4日开课，学生135人。陈嘉庚先生多方觅址，购得村西一口大废海埭为集美校产，建筑一座木质校舍(并建有一个操场和一个养殖池)，成为集美学校的第一幢建筑物。同年秋季，集美小学迁入木质新校舍上课。

1918年3月，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师范学校开学，同时成立幼稚园。中学生只交膳费，免交学宿费；师范生各费全免。为供应经费，一九一九年，他把所有的不动产橡胶园七千英亩和店屋货栈地皮面积150万平方米定为集美学校基金。1919年至1921年，继续创办水产航海、商业等职业学校。1925年到1932年间增办了农林学校、国学专科、幼稚师范、乡村师范等学校（后来进行了一些合并）。此外，还设立科学馆、图书馆、农林试验场、医院，等等，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学校区，号称“集美学村”。

    1919年，陈嘉庚先生又从新加坡回到厦门，积极筹办厦门大学。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暂借集美学校开学。次年2月，厦大由集美迁到新校址上课。不久就发展成为设有文、理、法、商、教育五个学院的各方面都相当完备的闽南最高学府。

此外，在闽南各地，陈嘉庚先生通过集美学校的教育推广部，从1924年到1932年，倡办和补助了两所中学和七十多所小学。这些小学都是当时比较完善的学校，在当地起了一定的模范作用。

抗日战争前夕，胡文虎先生捐350万港币，准备10年内在中国兴建1000所小学，争取每县办一所，以实现在国内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的夙愿。后因战争爆发，学校只建了一部分，因时局动荡，胡文虎兴办小学的计划完全落空，成为终生憾事。

胡文虎先生在国内先后捐助过上海大厦大学、广东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福州福建学院、厦门大学以及广州仲恺农工学校、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门学校、汕头市立第一中学、市立女子中学、私立迥澜中学、海口琼崖中学、厦门大同中学、厦门中学、双十中学、中华中学、群惠中学等院校。在上述院校中，建有诸如“虎豹堂”、“虎豹楼”、“虎豹图书馆”、“虎豹体育馆”、“文虎科学馆”以及“虎豹亭”之类纪念性建筑物。

广义地说，教会学校也属于民办教育。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福州、厦门开放为通商口岸，外国传教士随着外国军队、商船进入福建，办教会的同时，开办教会学校。这些学校均为初等性质，设于教堂、教士住宅或民房。招生十分艰难。到了19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末，基督教教会不断扩大势力也在办学方面投入了大量金钱和精力，教会学校有了初步发展。

1846年，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约翰逊在福州台江吉祥山创办的福音精舍，以学习《圣经》为主，兼修国文和自然科学（当时称“格致”课，“格致”是当时科学教育课程的统称[1]）。1853年迁入城内于山北麓，1858年改为格致书院，专授汉文，后兼英文。1901年扩充，改为榕城格致书院，修业时间为8年，程度相当于大学。1916年改办中学，改名私立格致中学[2]，校址仍设于于山北麓。1925年师生开展收回教育主权运动。1927年由华人沈杰中出任校长。1952年转为公办，又扬光中学、法海中学并入，改为福州市第五中学。1992年福州市人民政府更名为福州格致中学。因此，现在的福州格致中学校史以1846年为起点。

这是福建省乃至全国开办最早的新式普通教育。

（四）民办教育重获生机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旧的教育制度施以根本改造是必要的，但是由于认识和计划经济的体制影响，私立学校在中国大陆几近消失。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民办教育开始复兴。1985年10月，我省诞生了全国第一所民办高等学校——华南女子职业学院，同时诞生了漳州诏安北苑中学。进入九十年代，其它各类民办学校迅速发展起来。全省现已形成幼儿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相衔接，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相结合，具有福建特色的民办教育新格局。到2004年，全省经审批的各级各类民办教育机构已达3499所，民办高校42所，（含批准筹建17所），在校学生4，8036人，普通中学196所，在校学生13，8577人，职业中学75所，学生2，8514人，小学118所，学生6，3278人，幼儿园2865所，在园幼儿21，7752人，非学历教育机构538所，学生8，8856人。各类民办教育机构在校生总数60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6.64%，比2003年增加了24.35万人。全省民办教育机构的固定资产达55.81亿元，共有校舍建筑面积546万平方米，藏书量622万册。

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共同发展，是社会多元化的需要和必然，也是教育结构改革实现多元化的需要和必然。

民办教育机构办学模式和教学方式多元化，专业设置多元化能够尽可能地满足社会对教育多元化的需求。民办教育资金来源多元化，增加了教育投入、扩大了教育资源，减轻了财政负担、繁荣了办学所在地经济。民办教育机构管理体制多元化，人员结构多元化，增加了就业岗位，为名校长、老教师继续发挥智慧和才干，创造了发挥优势再做贡献的机会。民办教育的发展节约了公共教育经费，扩大了教育规模，促成了教育的多样性，才有利于公办教育事业的优质、均衡发展，培养了国家多种需要的人才。

民办教育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