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教育同公办教育共同发展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和必然
发布时间: 2013-11-26 来源: 《福建民办教育网》 发布者:xuxiang
《民办教育促进法》是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民办教育事业的健康发
展,维护民办学校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宗旨是“促进发展,维护权益”,主旨是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
民办教育事业既要加快发展也要规范发展;既要规模发展,也要健康发展,
既要规范民办教育的办学行为,也规范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管理行为。
(一)公办民办并举,是世界各国发展教育的共同道路
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大量的私立学校 ,穷国、富国办教育都发展民办教育。美国4000多所大专院校,57%是私立的,加州大学原先政府出资80%,现在降到20%,不能说是国立了。日本700多所高校,只有100多所国立,70%的学生在私立高校上学。韩国大学20%公立,80%是私立的。
公办民办并举发展教育,是文明社会发展的规律。世界各国也是如此,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大量的私立学校。世界的一些著名的学校,譬如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美国的哈佛、斯坦福大学,日本的庆应义塾、早稻田大学,都是私立性质的。
私立学校对所在国家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一流人
才的培养起了重大的作用。可以说,正是政府举办的公立学校和社会力量举办的私立学校共同努力,推动了现代科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也使得现代学校制度具有了多样性和活力。
我国是世界上私学发展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私学在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早已为世人所公认。中国古代私学始于春秋时期,最早的是春秋中叶郑国的邓析所创办,专教讼诉之法。当时规模最大的是孔子私学,还有少正卯的私学。到春秋未期,私学更加兴盛,最有名的是儒、墨两家,当时号称“显学”。战国时期,私人讲学之风大盛,孟子“从者数百人”,以阐明人伦为教学目的;荀子先后授徒于齐、秦、楚国著书讲学,培养出李斯、韩非这些当时属一流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墨家私学是个严格而有纪律的政治团体和学派,要求学生具有刻苦、耐劳、服从和舍己为人的精神,并重视生产劳动和科技知识教育。以老聃和庄周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其后期吸收了许多法家、兵家及儒家的思想,子夏在西河讲学,弟子300多人,李悝、吴起、魏文侯等都是他的学生。
汉代,私学分两部分,一是以启蒙教育为主的书馆或学馆,先教认字,可读《孝经》和《论语》;一是传授经学的精舍。精舍一般由当时精通儒学的名家所建,一些经师鸿儒,所教授的门生弟子多达数千甚至上万人,其讲学已初具学术讨论与研究性质。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兴废无常,私学相对得以发展。元朝对书院采取保护、提倡和加强控制并举的政策。明文规定:“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从而大大促进了书院的发展。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形式。书院一般为私人创立。它起源于唐代,发达于宋代,至清代达到顶峰,1901年后改制为学堂。宋兴之初最著名的有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四书院。公元1167年,朱熹从崇安启程,由学生范伯崇、林择之随行,抵达长沙由理学大师张拭主持的岳麓书院,朱、张会讲持续两个多月之久,开启了书院会讲制度先河。公元1178年冬,朱熹重建庐山白鹿洞书院,聚徒讲学,传播文化,教育士子,是他一生中振兴理学,开创和健全书院制度的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朱熹在福建省武夷山办紫阳书院,在建阳办考亭书院,算是当时全国最高学府。他终生从教,著书立说授徒,创立了“闽学” ,成为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书院运动使得程朱理学成为中国正统思想。徐梓先生认为朱子是书院制度的建立者,书院传统开创者,书院精神的奠基者,朱熹的书院运动使得程朱理学成为中国正统思想。
明清私学仍盛而不衰,按其程度,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级阶段的蒙养教育,另一类为高级阶段的书院。低级阶段的蒙养教育多称私塾,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门馆”、“家塾”,即“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饲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就读”;二是“村塾”、“族塾”,由“一族一村延师择址建馆课其子弟”;三是“坐馆”、“教馆”,“由富裕人家独自一家聘请教师在家设馆,专教自家子弟及亲友子弟”。
(二)福建近代民办侨办现代学校的兴起
自进入近代以来,传统的私学让位于近代的私立学校,而我国近代的私立学校是受西方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的影响发展起来的。
戊戌变法前后,作为最先开放、华侨众多、教会学校发达的东南沿海省份,福建士绅不甘落后,陆续开办新式学堂。光绪二十年(1894年),安溪长坑人苏吾珍将私塾衡阳学馆改办为学堂,成为福建民办新式学堂之先(现有安溪长坑乡衡阳小学)。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邮传部尚书陈壁(福建闽侯人)回闽奔母丧,福州风池书院邀其为主讲。其间,他与著名文学翻译家林纾(闽县人)、农工商部员外郎力钧(永泰人)、奉天河北道孙葆晋(闽县人)、光禄司署正陈琮,以及名儒陈宝琛等议设新学堂。不久,苍霞精舍开办,设于林纾的苍霞州旧居,林纾为汉文总教习,任鸣珊任监学。这是福建第一所自办的新式中学堂。它“聚生徒,课西学”,课程除经、史、时务等国文课外,还有英文、算学等西学,“学生晨受英文及算学,日中温经,逾午治通鉴,迨夜燃烛复治算学”。①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该校已培养学生739名,②为福建造就了最早的一批新式人才。
戊戌变法期间,陈宝琛等福州开明士绅竭力以教育振衰起废,拟开办新学堂,培养兴国人才,鉴于日本“明治维新”仅30年国势日强,而中国与日本隔海相望,为“东方同文之国”,中国向日本学习最为方便。况且“西书新法,东译较多,择要而从,事半功倍”。③为此,陈宝琛等将学堂命名为“东文学堂”,其“东文”即日文。光绪二十四年七月(1898年9月),福州东文学堂正式开办,地址在苍霞精舍之西,办学经费由陈宝琛等地方士绅捐助,不足之数由绅董互保向钱庄借贷。学堂设主理总董主持校务,下设东文总教习,东文副教习、汉文教习、监院、常驻堂董事、领班学长、司事等,分管教学、训导及学生生活。安排了国文、算学、地理、历史等课程,本科、预科学生均须学习。学堂效法上海南洋公学,从招生、教师聘用、教学到生活指导,制定了一套较严密的规章制度,力求按近代教育模式培养新型人才,并力图唤起商界重视教育,为以后福建新式学校的创建开拓了新路。
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新学制颁布前,福建各地民间创办的新式学堂还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办于厦门的私立小学堂(即后来的“市立鼓浪屿区第一中心国民学校”);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具有进步革命思想的黄层云、黄翼云、方声涛等人创办了福州蒙学堂,堂址设于南后街文儒坊葛氏祠。学堂不仅学习中国传统课程,还介绍西欧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及自然科学知识,并定期邀请进步人士到学堂演讲,宣扬革命道理,使学堂成为迥异于旧式学塾的新式教育机关。光绪二十七年(1903年)晋江创办的永宁行实小学堂等等。
职业教育也是从民办起步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福州商界人士集资于闽江之滨大庙山创办私立福商小学,创办后,学校先后易名为福商学堂、福商学校、后改为福商中学,1952年将私立四端中学与福商中学归并改公,创办“福州市第四中学”,即今福州第四中学前身。
这些新式中小学堂虽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以模仿日本学校为主,但它们成为近代福建自办新学堂的嚆矢,促进了福建新式教育的发展。
(三)福建的华侨办学
自清末至民国建立,直至解放前夕,福建沿海各种学校,无论是初等教育,还是中等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许多是华侨兴办的和华侨捐助兴办的。泉州大多由华侨热心兴办。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以后,泉州教育主要由华侨兴办。如抗战前,晋江全县中小学两百余所,包括省立、县立、私立、和教会办的,其经费来源,侨办的学校占80%以上。侨办学校,一般收费较少,有的完全免费,所以平民子弟,仍有享受教育机会。华侨兴学出于爱国爱乡的热情,而且具有一种尊儒尊师的优秀传统。抗战胜利后,侨办学校得到较大发展,教师的待遇,也比国立的优厚,以鼓励教师热情工作,时有精神上、物质上的慰劳,感情上极为融冶。华侨与教师,教师与学生,学校与家长都能团结一致,共同办好学校,搞好教学,培养人才。
1951年前的侨办学校,多是华人、华侨出资建校,并且负责学校的办学经费。当时侨办中学大体上占全省的四成,初中更高达一半以上,对福建省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陈嘉庚先生是华侨办学的典范,也是民办教育的典范。1912年9月,陈嘉庚先生回国筹办集美小学,暂时借用陈氏宗祠等几处为校舍和邻近民房为教师宿舍。于
1918年3月,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师范学校开学,同时成立幼稚园。中学生只交膳费,免交学宿费;师范生各费全免。为供应经费,一九一九年,他把所有的不动产橡胶园七千英亩和店屋货栈地皮面积150万平方米定为集美学校基金。1919年至1921年,继续创办水产航海、商业等职业学校。1925年到1932年间增办了农林学校、国学专科、幼稚师范、乡村师范等学校(后来进行了一些合并)。此外,还设立科学馆、图书馆、农林试验场、医院,等等,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学校区,号称“集美学村”。
1919年,陈嘉庚先生又从新加坡回到厦门,积极筹办厦门大学。
此外,在闽南各地,陈嘉庚先生通过集美学校的教育推广部,从1924年到1932年,倡办和补助了两所中学和七十多所小学。这些小学都是当时比较完善的学校,在当地起了一定的模范作用。
抗日战争前夕,胡文虎先生捐350万港币,准备10年内在中国兴建1000所小学,争取每县办一所,以实现在国内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的夙愿。后因战争爆发,学校只建了一部分,因时局动荡,胡文虎兴办小学的计划完全落空,成为终生憾事。
胡文虎先生在国内先后捐助过上海大厦大学、广东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福州福建学院、厦门大学以及广州仲恺农工学校、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门学校、汕头市立第一中学、市立女子中学、私立迥澜中学、海口琼崖中学、厦门大同中学、厦门中学、双十中学、中华中学、群惠中学等院校。在上述院校中,建有诸如“虎豹堂”、“虎豹楼”、“虎豹图书馆”、“虎豹体育馆”、“文虎科学馆”以及“虎豹亭”之类纪念性建筑物。
广义地说,教会学校也属于民办教育。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福州、厦门开放为通商口岸,外国传教士随着外国军队、商船进入福建,办教会的同时,开办教会学校。这些学校均为初等性质,设于教堂、教士住宅或民房。招生十分艰难。到了19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末,基督教教会不断扩大势力也在办学方面投入了大量金钱和精力,教会学校有了初步发展。
1846年,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约翰逊在福州台江吉祥山创办的福音精舍,以学习《圣经》为主,兼修国文和自然科学(当时称“格致”课,“格致”是当时科学教育课程的统称[1])。1853年迁入城内于山北麓,1858年改为格致书院,专授汉文,后兼英文。1901年扩充,改为榕城格致书院,修业时间为8年,程度相当于大学。1916年改办中学,改名私立格致中学[2],校址仍设于于山北麓。1925年师生开展收回教育主权运动。1927年由华人沈杰中出任校长。1952年转为公办,又扬光中学、法海中学并入,改为福州市第五中学。1992年福州市人民政府更名为福州格致中学。因此,现在的福州格致中学校史以1846年为起点。
这是福建省乃至全国开办最早的新式普通教育。
(四)民办教育重获生机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旧的教育制度施以根本改造是必要的,但是由于认识和计划经济的体制影响,私立学校在中国大陆几近消失。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民办教育开始复兴。1985年10月,我省诞生了全国第一所民办高等学校——华南女子职业学院,同时诞生了漳州诏安北苑中学。进入九十年代,其它各类民办学校迅速发展起来。全省现已形成幼儿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相衔接,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相结合,具有福建特色的民办教育新格局。到2004年,全省经审批的各级各类民办教育机构已达3499所,民办高校42所,(含批准筹建17所),在校学生4,8036人,普通中学196所,在校学生13,8577人,职业中学75所,学生2,8514人,小学118所,学生6,3278人,幼儿园2865所,在园幼儿21,7752人,非学历教育机构538所,学生8,8856人。各类民办教育机构在校生总数60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6.64%,比2003年增加了24.35万人。全省民办教育机构的固定资产达55.81亿元,共有校舍建筑面积546万平方米,藏书量622万册。
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共同发展,是社会多元化的需要和必然,也是教育结构改革实现多元化的需要和必然。
民办教育机构办学模式和教学方式多元化,专业设置多元化能够尽可能地满足社会对教育多元化的需求。民办教育资金来源多元化,增加了教育投入、扩大了教育资源,减轻了财政负担、繁荣了办学所在地经济。民办教育机构管理体制多元化,人员结构多元化,增加了就业岗位,为名校长、老教师继续发挥智慧和才干,创造了发挥优势再做贡献的机会。民办教育的发展节约了公共教育经费,扩大了教育规模,促成了教育的多样性,才有利于公办教育事业的优质、均衡发展,培养了国家多种需要的人才。
民办教育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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