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从“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出发，对高校在科技创新中所承担的职责做出了许多经典论述，这构成了其高等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一、高校具有科研的职能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专业训练、普通教育和科学研究一直是大学的三项基本职能，其中科学研究是现代大学所承担的重要的社会责任。在大学创立之初，大学的首要职能是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①]。但是，贯穿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赋予了大学新的使命，即大学的学术研究应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需求，因此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一项重要职能日益被人们所接纳。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之后，我国百废待兴，主持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问题的邓小平首先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力量，他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高校应该成为研究科学技术的重要阵地。1977年8月，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强调，高等院校“应当成为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他们有这个能力，有这方面的人才。事实上，高等院校过去也承担了不少科研任务。随着高等院校的调整，学生质量的提高，学校的科研能力会逐步增强，科研的任务还要加重。朝这个方向走，我们的科学事业的发展就可以快一些。”[②]同年9月，他再次指出：“小学、中学、大专学校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基础，而大专学校是科学研究一个重要的方面军。”[③]

　　高等院校确实具有进行科学研究的优势：一方面，高等院校学科齐全，而且拥有各种适应教学和科研需要的实验室和资料室，能够掌握科学研究的前沿信息;另一方面，高等院校中专业人才比较集中，专家云集，很多学会和研究机构也设在高校，科研力量比较强。因此，高等院校比较适宜进行综合性课题和跨学科研究，有条件成为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军。

　　目前，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高等院校在科学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把高等院校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美国有60%以上的高级研究人员集中在大学，日本各大学的科研人员占全国40%以上。前苏联各高等院校不仅教师参加科学研究，而且大学生(特别是高年级学生)也积极参加科学研究，每年大约有100万大学生参加科研。[④]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对1950年到1973年期间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评估显示，美国重大的相关专利发明已越来越依赖于大学的基础研究。其中，一半以上的专利发明是以大学校园内的知识探索和研究工作为基础的。[⑤]

　　邓小平正是意识到了高校从事科研工作的优势，以及发达国家高校的科研力量在经济腾飞中发挥的威力才提出了这一重要论断的。在邓小平对高校科研工作的重视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科研力量逐步加强，取得了丰富的科研成果。根据国家科技部网站公布的《2003年全国科技成果统计概况》显示，仅2003 年一年产生的 3万项科技成果中，大专院校完成成果6546项，占总数的 22%，其中，获得发明专利授权的项目数为 2501 项，大专院校占 11.5%左右[⑥]。

　　二、重点院校主要承担科研职能

　　邓小平非常重视重点院校的建设和发展，并将其作为承担科研任务的主要机构。1977年9月，邓小平在与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要求教育部要强调对重点大学的领导和建设，他说，“重点大学搞多少，谁管，体制怎么定?我看，重点大学教育部要管起来。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双重领导，以教育部为主。”[⑦]同年，在对教育工作的谈话中，邓小平强调 “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 [⑧]“我们现在还不能让所有的高等院校普遍加重科研的力量，但是重点大学都要逐步加重科研的份量，逐步增加科研的任务。”[⑨]

　　重点院校是指经国家教育部主管部门确定给予优先重点发展，并要求其起到骨干作用的高等学校，如当前我国的部属高校、“211”工程重点院校、“985”院校都属于此类。以北京市普通高校为例，2002年北京市共有普通高校62所，其中部属院校就有32所，“211”工程重点院校21所，这些学校占据着北京市绝大多数的教育资源。从校舍建筑面积、图书、固定资产、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等方面的办学条件来看，占总数1/2左右的部属院校在70%以上，占总数1/3左右的211院校也在60%以上(如表1所示)。总之，无论从国家经费的投入还是其他方面的办学条件、科研条件来讲，国家重点院校都具有绝对实力承担主要的科研任务。

　　表1：北京市普通高校办学条件统计[⑩]

　　办学条件

　　高校分类校舍建筑面积

　　(平方米)图书

　　(万册)固定资产 (万元)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万元)

　　普通高校181759274676.832332281.2674834.83

　　中央院校2627255471.5%7109.0274.1%3476174.177.6%1064146.8280.2%

　　市属市管471919226.0%1147.6724.5%468614.5620.1%126857.6218.8%

　　民办院校4575212.5%61.321.3%52809.472.3%7040.81.0%

　　211学校1146056263.1%3195.8668.3%1468229.663.0%491031.3272.8%

　　在国家经费和其他办学能力有限的条件下，优先发展一批高校，给予充分的支持和管理，能够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产生最大化的效益。邓小平关于重点院校主要承担科研任务的思想，是其优先发展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符合我国基本国情，也顺应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对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高校科研的内容和重点

　　(一)高校科研的内容

　　邓小平强调，高校科研的内容不仅仅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1977年，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就强调说，“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⑪]。因此，高校的科研工作也不能忽视社会科学，他说，“各个领域都有要研究的问题，理科、工科、农学、医学都有。文科也要有理论研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济、历史、政法、哲学、文学等等。”[⑫]

　　理工科解决的是自然科学的问题，直接创造物质财富，而社会科学则创造精神财富，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凝聚力，同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2001年以来，江泽民曾经就繁荣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做了一系列讲话，党的十六大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2004年3月党中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再次强调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这既反映了新一代党中央和领导集体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更反映了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深谋远虑和高瞻远瞩。

　　(二)高校科研的重点

　　邓小平强调，生产部门、科研部门和高校从事科研工作的重点应该各有侧重，高校科研工作的重点是基础研究。

　　一方面，邓小平认为科研同教育一样，只有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才能够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因此，生产部门应该是进行科学研究的主力军，而高校和科研机构则退居其次。他说，“从科研队伍的数量来说，若干年后，学校的科研机构也许同专业研究机构大致相等。生产部门的科研队伍恐怕是最大的。”[⑬]当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再次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邓小平作为一代伟人对问题的高度预见性。从2003年全国科技成果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作为生产部门的企业是产生科研成果的主力军，占总数的32.9%，而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产生的科研成果则基本相当，均占总数的22%左右，与邓小平提出的设想完全吻合。

　　另一方面，邓小平认为基础研究是高校科研的强项，而生产部门重点则在应用研究。他说，“科学不是划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吗?生产部门也会有搞基础科学的，但要着重搞应用科学;科学院和大学可以多搞一些基础科学，但也要搞应用科学，特别是工科大学。”[⑭]

　　应用科学解决生产生活中直接遇到的问题，为国民经济服务，有很强的实用性，生产部门在此类研究上比较占优势;而基础研究是发展科技的源泉，高新技术发明的先导，因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其学科性导向比较明确，因此有能力进行高深的基础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院校一直是基础研究的主要力量，如表3所示，在2003年全国科技成果中50.6%的基础理论成果被大专院校包揽，独立科研机构居其次占33.4%，而在应用技术成果中则是企业占据首位。

　　表2：2003年全国科技成果按类别分布状况

　　项目名称独立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企业医疗机构其它

　　应用技术成果568321.2%482018.0%988636.8%360113.4%284710.6%

　　基础理论成果67133.4%101550.6%1065.3%1075.3%1075.3%

　　软科学成果44026.8%71143.3%925.6%754.6%32519.8%

　　四、高校科研和教学的关系

　　教学是高校一切活动的中心，而科研是高校的一项重要职能，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方面，邓小平强调教学是科研的前提，教学可以为科研培养后备力量。他多次强调，科研的发展需要有高素质的科研队伍，而培养科学技术人才是教育战线的重要任务。1975年，邓小平授命于危难之间出来主持大局，就曾经对教育部门提出了这样的期望，他说：“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后了，比如我们提高工厂的自动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员，这就要依靠教育。”[⑮]1977年，邓小平复出之后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到，“我国科学研究的希望，在于它的队伍有来源。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一定要把教育办好。”[⑯]1978年，邓小平在《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 [⑰]十年以后，邓小平再次强调，“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再一个就是教育方面，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⑱]

　　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意识到科研是教学的提高，科研人员可以充实教师队伍。1977年，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要加强学校的教师队伍，科研系统有的人可以调出来搞教育，支援教育。搞教育是很光荣的，要鼓励大家热心教育事业。对科研系统抽出来支援教育的那些同志，教育部要在政治上、物质上安排好。今后我们要很好地研究科研和教育如何协调、人员如何经常交流的问题。人员不流动，思想就会僵化。”[⑲]当前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如果从事基础教学的教师不能了解最新科研的进展，那么将会跟不上知识更新的速度，误人子弟;而科研人员如果仅仅沉溺于思辨，则会距离实践太远，也不利于科研的进步。因此，由科研人员充实教师队伍则可以弥补这项缺憾，促进教学和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

　　总之，教学可以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培养人才，而科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教学的作用，两者都不可偏废。

　　五、高校科研的管理

　　邓小平还曾经对高校科研的管理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认为，好的领导者，就应该为高校的科研工作做好后勤，使科研工作者能够将最大的精力放在科研上。他曾经指出，“后勤工作的任务，就是为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服务，要为科研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教育工作”[⑳]。同时，也要给科研工作者切实地解决具体问题，提高他们的待遇，并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他强调，“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教育工作者的待遇应当同科研人员相同。假如科研人员兼任教师，待遇还应当提高一点，因为付出的劳动多嘛。”[21]由此可见，邓小平还将按劳分配的原则贯穿到对高校科研工作者的待遇中来。

　　其次，邓小平认为，要建立学位制度和学术、技术职称制度，不能论资排辈。1979年，邓小平指出，“关于学校和科学研究单位培养、选拔人才的问题……要建立学位制度，也要搞学术和技术职称。现在有几个年轻的科学家国内国际都出了名了，为什么不能提为教授，提为研究员?在学术上，重在有创造，有贡献就应该评给相应的学术职称，不能论资排辈。……在一个研究所里，好的研究员的工资可以比所长高，在一个学校里，好的教授的工资可以比校长高。这样才能鼓励上进，才能出人才。我们就是要建立这样一套制度，使那些有专业知识的、年富力强的人，被选拔到能够发挥他们才干的工作岗位上来。”[22]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述奠定了我国高校学位制度的基础，极大地调动了高校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科研人员队伍的发展。

　　最后，邓小平强调要尽量杜绝科研与行政职务双肩挑的问题。他强调，“对科学家不要用行政事务干扰他们，要尽量使他们能够集中主要精力去钻研业务，搞好科研工作。”[23]一方面，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担任行政职务，会浪费太多时间，不能专心地从事科研工作，从而妨碍更快更多地产出科研成果。另一方面，邓小平的这一观点与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不谋而合，韦伯认为科研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不应该是政治家或领袖，前者是价值中立的，其职责在于呈现事实，而后者则需要对事实做出价值判断，并付诸行动。如果以学术为业的人担任领袖或者政治家的角色，则会妨碍学术研究的纯粹性。

　　总之，邓小平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角度，对高等教育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他认为，高等院校，尤其是重点院校是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军，高校科研工作既包括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自然科学技术领域，也不能放松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与生产部门相比，高校科研工作的重心应该在基础研究领域。同时，邓小平强调了高校科研工作和教学工作之间相互协调、相辅相成的关系，并对高校科研的管理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重要论述，不仅仅蕴含着精深的高等教育思想，更确定了高等院校在“科教兴国”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对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①](美)约翰?S?布鲁贝克著.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13

　　[②]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53

　　[③]胡小林，王洪龄.邓小平高等教育思想探析【J】.枣庄师专学报，2000(4)：52-56

　　[④] 李长庚.论邓小平的高等教育思想【J】.吉安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8(3)：20-23

　　[⑤](美)德里克?博克著.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小洲、陈军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55

　　[⑥]2003年全国科技成果统计概况【EB/OL】.

　　[⑦]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69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同志论教育【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39

　　[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53

　　[⑩]说明： 数据来源于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主编：《2002-2003学年度北京市教育事业统计资料》，2003年3月

　　[⑪]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8

　　[⑫]同上，53

　　[⑬]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53

　　[⑭]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53

　　[⑮]同上，34

　　[⑯]同上，50

　　[⑰]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95

　　[⑱]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275

　　[⑲]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70

　　[⑳]同上，56

　　[21]同上，51

　　[2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4

　　[23]同上，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