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教学法发展史研究综述

张逸红

一、关于历史教学法发展史的研究

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用中文论述历史教学理论发展的著作，是日本教育家大濑甚太郎和中川延治的《教授法沿革史》（《教育世界》第25-28期，1902年）一文。该文历史科部分，分别叙述了十八世纪以前、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之历史教授，勾勒了历史教学理论在西方发展的轮廓。此后，雷通群著《教学发达史》（新亚书店，1934年）一书，论述了各科教学的发展史，其中“历史科教学的沿革”一章，回顾了“希腊时代的历史观念――中世纪的宗教史观――近代政治史观与文化史观――历史教学目的”，内容较为简略，还算不上是系统的研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历史组编纂了《中国近现代学校历史教学之史的发展》一文，简述了“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影响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旧中国的学校历史教学”[1]，由于时代的局限，在今天看来有些论述不够客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著名历史教学专家赵恒烈开始关注批判地继承历史教学研究成果的问题。他指出，“历史教学问题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很少过问前人的研究成果，或许是造成这门学科老是停留在不成熟的胚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教材和教法有一个演变过程，“综观成败得失，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资目前教学工作的借鉴”[2]。他还撰写了《要重视教学法的研究工作》（《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83年第4期）一文，进一步呼吁：“研究教学法要注意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教学法古今中外都看，一些好东西，需要批判地继承，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在此思想的指导下，赵恒烈先生身体力行，带动历史教学界开始了对历史教学法史这一领域的研究[3]。在具体研究方面，用力最多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金相成、刘善玲等学者。他们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研究了何炳松、顾颉刚、梁启超、李大钊、何炳松等人[4]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其中《一篇难得的历史教学法文献――〈历史教授法〉研究札记》（《历史教学问题》，1986年第4期）一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历史教授法》这篇早期历史教学法文章的内容和价值。

八十年代末期，学术界出现了几篇总结历史教学研究的论文，但它们研究的范围几乎都集中在建国后，而且限于篇幅，也只是描述了一个大致的发展轮廓[5]。本阶段值得一提的是，历史教学专家冯一下最早提出建立历史教学研究的学术评论，以之作为历史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6]。这一主张很有远见，抓住了推动历史教学研究走向深入的关键。但遗憾的是十多年过去了，其所开列的若干研究领域，目前尚存许多空白。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丰富扎实的历史教学理论发展史的基础研究，学术评价难为无米之炊。

进入九十年代，研究者逐渐认识到“中国近代以来有了历史教学法专著，对于近代历史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研究成果是中国历史教育研究中的一个链环，“其开创之功是不能抹煞的”[7]。宁裕先等主编的《历史教育方法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专辟《历史教学法的研究之路》一章，将中国历史教学理论的发展历程简单概括为：“解放前从孔夫子、西方资产阶级，解放后从凯洛夫、卡尔曹夫。”这一表述过于笼统和绝对，没有体现历史教学法发展的特点和内在联系。张媛最早将历史教学法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8]，将二十世纪初至建国前定为“历史教授法时期”。这样划分，不完全符合史实，因为民国后期“教学法”已完全取代了“教授法”一词。论文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李崇义《论历史教学史的脉理与特质》[9]，疏理了古代至近代历史教学发展的脉络，其论述重点在古代，并且涉及部分历史教学理论的内容，但其有关近代部分的论述较为薄弱，以致历史教学法在近代有重大发展的内容没有体现出来，直接影响其某些结论的准确性；胡逢祥《五四时期的历史教学改革评述》（《历史教学问题》，1994年第1期），主要论述五四时期大学历史教学和中学历史教学课程及教科书的情况；《20世纪中国的中学历史教育》、《略论清季民初的中小学历史教育》，概述课程、教材、教法等方面的发展[10]；尤学工《抗战时期的历史教育与徐文珊的〈历史教育论〉》（《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1期），介绍了《历史教育论》这部总结和阐发抗战时期中国历史教育动向的专门著作。此外，台湾历史教授张玉法的《民国初年的历史教学及相关问题之讨论》一文，主要以学者在《大公报》上发表的讨论为依据，进行综述与归纳[11]；香港浸会大学教授周佳荣《〈教育杂志〉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学研究》一文，将《教育杂志》三十多年发表的二十多篇历史教育文章进行了分类[12]。以上两文均提供了有价值的文献索引。历史教学法、历史教育学专著或教材中的相关章节，也包括有一些关于历史教学法发展史的研究成果[13]。不过，这些论述大同小异，多侧重于简单描述，较少深层次的分析。

与公开发表的论著相比，学位论文对近代历史教学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如：郑书之《清末民初的历史教育1902-1917》（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90年）[14]、刘中猛《晚清新学堂与中学历史教育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方平《近现代中学历史教学方法的比较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尤学工《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教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何成刚《民国时期中小学历史教育发展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尤学工的论文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分析了历史教育对增加民族精神、认识历史前途、人生修养的增益与启迪等作用。其论述包括大中小学和社会历史教育，但没有涉及如何通过历史课程设置和教学实践得以体现的问题。何成刚的论文主要从课程、教科书、教学方法、学业测验等维度，对民国中小学历史教育的发展演变做了专题研究。作者学术功底较深，论文体现了较高的水平，曾设想以专门章节论述若干重要的历史教学法论著，但出于论文整体框架的考虑，最终没有实现。

二、关于历史教科书等的研究

历史教学理论是历史教学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关于历史教学的课程设置、课程标准、教科书、教学方法的研究成果，也为本文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有关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些，其中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专家着力最多。臧嵘先生通过整理一批社藏的教科书，着重从社会变革、民族命运的角度探讨学校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情况[15]。富兵专门就1927-1937年初中中国史教科书的发展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分析其在内容和体例方面的进步[16]。马执斌从近代化的角度审视学校历史教科书的发展，较有新意[17]。纪奚较早提出从史学史的角度研究历史教科书，吸引了更多的学者关注历史教科书的研究[18]。陈辉《试论民国时期学校历史课程的设置》（《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较早系统地描述了民国学校历史课程设置情况，但其分析不够深入。李帆通过对民国时期若干历史课程标准的对比分析，探讨各个时期课程标准在教学目的和要求、课时、内容等方面的演变及演变的特点与意义[19]。

还有一部分研究成果，虽然不直接以“历史教学理论”为研究对象，但对于本文写作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王炳照、阎国华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论述了重要教育人物的教学思想，也涉及一些历史教育思想。吕达著《中国近代课程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以严谨的学风，考察了近代课程演变的历史，有助于我们对历史教学发展历程的把握。日本教学论专家佐藤正夫著《教学论原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勾画了从古典教学论到现代教学论的发展线索，尤其是其对历史学科产生发展的论述，颇有参考价值。董远骞著《中国教学论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一书，“着重研究教学论中问题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张传燧著《中国教学论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则以教学论的逻辑体系为主线，对中国教学论发展史进行了疏理。以上两书各具特色，对教学论各阶段时代特征的分析，以及将时间顺序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编排方式，也适用于中国历史教学法史的研究。侯怀银的《20世纪上半叶教育学发展问题的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整理了当时教育学科群的著作、教材和讲义，涉及有小部分历史教学法成果。

此外，关于梁启超[20]、何炳松[21]、顾颉刚[22]、李大钊[23]、吕思勉[24]、毛泽东[25]等著名人物的历史教学思想和实践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综上所述，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关于历史教学理论发展史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尽管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仍存在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

第一，从研究内容上看，缺乏对近代历史教学理论发展全过程作深入、系统的研究。关于近代历史教学理论发展的研究，多局限于某个时段或某个局部的历史教学问题，且描述性的较多，深层次的分析和评价匮乏。对于相关学科如何影响到历史教学法的发展、以及研究主体等领域关注较少。

第二，从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上看，一是对以往资料的收集整理不够，表现为近代究竟引进和编写过多少历史教学论著、论文、案例，目前没有统计和编目；二是对已有资料的挖掘和利用不够细致和深入。学者们的研究，要么极少参考或引用近代历史教学成果，要么所引用的文献多集中于课程标准、教科书等文献，而对于近代历史教学法论著、大量散见于各报刊上的论文和活生生的教学案例，较少关注。

第三，从研究者来看，目前缺乏既熟练掌握教育学理论又有良好的史学训练的研究者。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曾指出，史学出身者掌握史料的方法路径较熟，而教育学者教育理论素养较好，研究注意探求教育发展规则。对于教育史而言，二者缺一不可，没有教育学做指导的教育史研究可能比较盲目，而没有史学作基础的教育史学则必然流于空洞[26]。

以上这些不足的存在，既给本专题研究留下了很大的写作空间，也给笔者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尽管笔者还不能说是一位完全符合既熟练掌握教育学理论又有良好的史学训练的研究者[27]，但愿意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并贯穿在全文的写作之中，争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实现新的突破。